認識龍應台的1949
《大 江大海一九四九》這本書出版後，果然叫好又叫座，在臺灣甫一發行，就賣了十萬本。其暢銷原因，誠如天下文化出版社為此書設計的宣傳文案，「醞釀十年、走過 三大洋五大洲，耗時三百八十天，行腳香港、長春、南京、瀋陽、馬祖、臺東、屏東……」作者的用功、用力與用心，是每個讀者閱讀此書時，難不懷抱溫情與敬意 的重要原因。更有趣的是，此書出版於中共建政六十週年前夕，馬上就傳出遭到中共封殺的消息，這也是讓此書造成轟動的意外因素。
而龍應台更公開質問中共領導人胡錦濤，應該對人民說聲「對不起」，因為建政六十年實是奠基於多少人在內戰時期的流血犧牲，「你怎能慶祝當年被你殲滅的國軍（國民黨軍隊）？難道你不覺得這些亡魂都是你的手足兄弟？」
她在香港大學舉辦新書發布會時，公開表示出版此書不是為了控訴與譴責，而是「向所有被時代踐踏侮辱、傷害的人致敬」。她衷心希望此書可以達到三個目的：
第 一，「紀念千千萬萬個為了『一將功成』而死去的『萬骨枯』。……我用文學為他們燒一柱香，在六十週年的時候。……『一將功成』的記錄是重要的，可是萬骨枯 是很少人用情感處理的，雖然有很多的史料在那裡，可是那些史料不被大部分人看見。」第二，她要透過這本書，向與她母親一樣歷盡艱辛的倖存者，說聲謝謝。第 三，則是希望對這段歷史沒興趣的年輕人能了 解這段歷史，正如同她在書中對兒子飛力浦訴說的一樣：「因為這一代的年輕人，他如果覺得這些故事都是上一代的，和我沒有關係的話，這很危險。當你沒有認識 到在國家的戰爭機器裡，你所站的位置，如果你從來不思索，你怎麼會知道那個機器所走的方向，有一天不會把你帶往生靈塗炭、顛沛流離的方向？……因為我不希 望他們將來變成被時代侮辱、踐踏和傷害的人。」
1949 年，這是造成兩岸分隔以及臺灣藍營和綠營，本地人和外省人相互猜忌的關鍵年代；為避免歷史重演，她期望透過這本很小的書，讓對立的雙方能夠化解彼此的傷 痛。因為只有認識到「你所討厭的人，他的傷在什麼地方，你就不會拿起槍來傷他。」這也是龍應台特別希望大陸讀者能看到此書的原因。
透 過以上敘述，讀者應可很清楚的知道：本書已產生一股超越文字內容的風潮旋風，甚至有關1949年的相關著作與影音作品，皆蔚為熱門，並已在華文世界形成 「1949現象」。然而，上述現象，全都是阻礙正確認識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的迷霧，所以，筆者不僅從本書的內容，更從閱讀龍應台相關作品，尤其是與《大 江大海一九四九》這十年構思寫作期間，所出版的文字內容，來理解作者可能的原始創作想法。
先 從大江大海說起，龍應台曾在本書中提到：「所有的顛沛流離，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。」此段話很具象地描繪出1949年，中國人由中國內陸渡海、遷徙臺灣的 過程，這當然很符合本書的內容敘述。但筆者在《百年思索》一書中，發現龍應台曾提到：「切斷了大江大河的生命，忘記了原來的來處，人啊，就再也回不去 了。」大江大河（海）在此代表的是人的生命源頭，若以此角度，更可理解此書為何是從母親向孩子介紹自己為起點，進而追溯到祖父母那一代歷史，談到影響三代 生命的關鍵年代——1949。所以此書，不是單純的文學創作，其背後有作者豐富的人文關懷。
談 到人文關懷，《百年思索》曾經對文、史、哲三類人文學科有精彩的文學譬喻。龍應台在該書中提及：文學是「白楊樹的湖中倒影」，因為它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 見；哲學是「迷宮中望見星空」，因為它提供超越的高度，來覺察混亂事物的發展；史學是「沙漠玫瑰的開放」，因其藉由特定時空座標，來理解事物的真相。龍應 台說：「對於歷史，我是一個非常愚笨的，非常晚熟的學生。四十歲以後，才發覺自己的不足，寫《野火》的時候，我只看孤立的現象，也就是說：沙漠玫瑰放在這 裡很醜，我要改變你，因為我要一朵真正的芬芳的玫瑰。四十歲之後，發現了歷史，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麼過來的，我的興趣不再是直接的批判，而在於你給我 一個東西、一個事件、一個現象，我希望知道這個事情，在更大座標裡頭：橫的跟縱的，它到底是在哪一個位置上？」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是龍應台四十歲以後的 作品，此時的她，是一位兼具文學與史學眼光的優秀作家，上述這段話，恰是龍應台書寫此書的重要創作理念。
理解被遺忘的1949
龍 應台在另一本暢銷散文作品《目送》中，提到她對影響臺海兩岸分隔六十年的歷史關鍵年代，內心的感受：「我們不知道，在1950年夏天，當他的船離開烽火焦 黑的海南島時，他是否已有預感，從此見不到那喊著他小名的母親，是否已有預感，要等候四十年，才能重新找到他留在家鄉的長子？……你正要將寫好的存入文 檔，一個鍵按錯，突然冒出一片空白。趕忙再按幾個鍵。卻也找不著了……文字，被你徹底刪除。」這是為人子女努力追憶、目送父母過往歷史的感觸與悲哀，因為 對於那段最重要的歷史，她是無知的，因為這段歷史，已被人有意地「徹底刪除」。
龍應台在本書中，透過簡練且如詩般的文筆，具體描述出這種深刻的感覺：
「我 自己十九歲的時候，父母之於我，大概就像城市裡的行道樹一樣吧？……行道樹用腳往下守著道路，卻用臉朝上接住整個城市的落塵。如果這些樹還長果子，他們的 果子要不就被風刮落在馬路上被車輪碾過，要不就在掃街人的咒罵聲中被撥進垃圾桶。誰，會停下腳步來問他們是什麼樹？等到我驚醒過來，想去追問我的父母究竟 是什麼來歷的時候，對不起，父親，已經走了；母親……她的記憶，像失事飛機的黑盒子沉入深海一樣，縱入茫然──她連最親愛的你，都不認得了。行道樹不會把 一生的灰塵回倒在你身上，但是他們會以石頭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憶來對付你。」
她並以下列這一小段文字代替自序，放在全書正文之前：
「他 們曾經意氣風發、年華正茂；有的人被國家感動、被理想激勵，有的人被貧窮所迫、被境遇所壓，他們被帶往戰場，凍餒於荒野，曝屍於溝壑。時代的鐵輪，輾過他 們的身軀。那烽火倖存的，一生動盪，萬里飄零。也正因為，他們那一代承受了，戰爭的重壓，忍下了離亂的內傷；正因為，他們在跌倒流血的地方，重新低頭播 種，我們這一代，得以在和平中，天真而開闊地長大。如果，有人說，他們是戰爭的『失敗者』，那麼，所有被時代踐踏、污辱、傷害的人都是。正是他們，以『失敗』教導了我們，什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價值。請凝視我的眼睛，誠實地告訴我：戰爭，有『勝利者』嗎？我，以身為『失敗者』的下一代為榮。」
六 十年前的這段歷史，「是個大分水嶺，因為決定了現代中國，以至香港、臺灣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。」但對於上一代而言，卻是「隱忍不言的傷」，且將會隨著時 間流逝，成為無法辨識的空白，透過龍應台的努力，她發現這段歷史並非是完全被遺忘，而是以另一種方式，甚至是「誤解」地存在我們生活周遭。在本書第三部 「在一張地圖上，和你一起長大」，龍應台寫道：
「我 這臺妹所居住的這個城市，叫做臺北，更絕了，它是一張大大攤開的中國歷史地圖。……為什麼稱它歷史地圖？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歐洲全圖，就是一張歷 史地圖，它裡頭的奧匈帝國，現在沒有了。臺北城這張街道大地圖上的中華民國，是一個時鐘停擺在1949年的歷史地圖。……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國地理，找成都 路、貴陽路、柳州街嗎？往西南去吧。找吉林路、遼寧路、長春路、嗎？一定在東北角。……我一直也以為統治者把臺北變成一個中國地圖，是1949年的一個傷 心烙印。失去了實體的萬里江山，就把這海角一隅畫出個夢裡江山吧，每天在這地圖上走來走去，相濡以沫，彼此取暖，也用來臥薪嘗膽，自勉自勵。做了一點探索 之後，我大吃一驚，哎呀，不是這樣的。你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，竟然會錯。原來國民政府在日本戰敗以後， 1945年11月17日 就頒布了。」
以 往，常有本省人批判外來政權對臺北街名以大陸城鎮名稱命名，認為這是失敗者為滿足自己光復大陸之虛幻想像的慰藉；身為外省人第二代的龍應台，面對上述想當 然爾的批判，長期採取無奈而默許的態度，但透過歷史研究，赫然發現這根本是種對外省人污名化的汙衊，這種震撼，充滿著對過往父母，與那一群自己曾經與本省 人一同唾棄的外省長輩，由鄙棄誤會到豁然開朗的釋懷與虧欠。
透過這張歷史地圖，龍應台把歷史探照燈照向了海峽對岸：
「沿 著吉林路，過了德惠街再往南走，會碰到交叉的錦州街。聽過錦州嗎？它在遼寧省，瀋陽和山海關之間。1948年10月10日，國共在錦州外圍激戰。范漢傑所 統帥的國軍調動了十一個師，林彪、羅榮桓指揮的東北野戰軍五個縱隊，相互廝殺割喉。飛機轟炸，重炮射擊，陣地一片火海，屍橫遍野。然後突然下雪了，美國的 記者拍到國共兩邊的士兵在雪埋的戰壕裡蹲著，凍得嘴唇發紫、臉色發青，但眼睛裡全是瘋狂的紅血絲。10月15日，解放軍『全殲』國軍十萬人，進入錦州。」 上述歷史，是中共為建國大業所製造的血腥殺戮，自然不可能讓人民記得。聰明的龍應台，精明地發現：這種對1949的誤解，普遍地存在於臺海兩岸，而且都是 為政者不約而同的有意安排。
1949這個關係到這麼多人、家庭、世代與命運的重要年代，為何臺海兩岸的歷史教科書中，描寫得如此平和、輕鬆，甚至簡單到讓人容易遺忘。面對這種刻意的淡忘，龍應台內心其實充滿著悲憤。在《親愛的安德烈》一書中，她曾對長子提到：
「如 果你用英文google一下你母親的履歷，你會發現這麼一行描述：『身為難民的女兒，她於1952年出生在臺灣。』難民，在英文是『庇護民』，在德文是 『逃民』，所謂『逃難』，中文強調那個『難』字，德文強調那個『逃』字。為了逃離一種立即的『難』，『逃民』其實進入一種長期的緩慢的『難』——拋棄了鄉 土、分散了家族、失去了財產、脫離了身分和地位的安全託付，被剝奪了語言和文化的自信自尊。『逃』在『難』與『難』之間。你的母親，就是二十世紀的被歷史 丟向離散中的女兒，很典型。」
這種情緒亦表露在《目送》中：「……我把我之不懂得做菜歸罪於我的出身——我是一個外省女孩；在臺灣，『外省』其實就是『難民』的意思。外省難民家庭，在流離中，失去了一切附著於土地的東西，包括：農地、房舍、宗祠、廟宇，還有附著於土地的鄉親，和對於生存其實很重要的社會網絡。」為了要正向、健康地面對父母、兒女與自己的人生，自然要從認識、理解這個造成龍應台與外省族群，長期疏離臺灣這塊土地的重要歷史事件談起。
訴說屬於誰的1949
因 為有了上述的「歷史會被當權者刻意地遺忘並被人誤解」的覺醒，龍應台在敘述這段歷史關鍵時刻，刻意地不從歷史著名人物出發，而是以感性的「美君（龍應台母 親）離家」作為開端，透過母親返鄉，尋找淹沒於千島底的湖淳安古城的歷程，龍應台也開始不斷閱讀史料、走訪大陸尋根，並進行一連串對小人物口述歷史的記 錄，透過螻蟻眾生的生命小故事，交錯編織出深刻影響：臺灣人、香港人和大陸人命運的大歷史。在此間，我們發現真正勇敢面對歷史變局的，往往不是堂堂七尺的 大丈夫，而是名不見經傳的婦女小兒。
歷 史的巨變下，背後總藏著許多讓人心痛流淚的生離死別，在書中，負責催淚工作的，多是當今臺灣文學名家，如管管、瘂弦，甚至當時憲兵連長身分的龍槐生等大男 人，在直接表露對母親與故鄉懷念的同時，盡情宣洩、無法抑遏的男兒淚。透過訪問中國現代史權威、也是中研院院士的 張玉法 先生，龍應台記錄下面對國共內戰期間，對戰雙方抓伕當兵的當下， 張玉法 先生的二哥，時年僅十七歲，面對不可知的未來，為求兄弟二人能留下照顧父母的一絲希望，精明地安排兩人一南一北的逃難方向，但諷刺的是：終讓兩人分隔兩地 者，不是聰明的計算，而是偶然的命運。
讀 者在閱讀本書時，一定對作者跳躍式的人物敘述手法，印象特別深刻，例如在描述1949年前後的香港時，透過作者靈妙聰慧的文筆，林百里、席慕蓉、白先勇、 余英時、蔣震、梁安妮、徐立之、錢穆，甚至年幼時的馬英九，都在此相遇；透過分進合擊與多線進攻的敘事手法，她讓讀者發現1949年這個被遺忘的歷史平 臺，竟是影響現今華人世界政治、經濟、教育、文化等多位重要人士的人生轉捩點，理當需要認真探究、不得輕忽的關鍵時期。
追 憶訪問的過程中，龍應台發現：在1949年，她的爸爸與知名物理學家朱經武的父親，很可能曾因為一箱黃金，在此關鍵時刻相會；1949年國共內戰之際，你 很難想像，尚因二二八事件，噤若寒蟬、怨恨國民黨的臺灣人，卻出現了陳清山與吳阿吉等臺灣青年，在中國戰場上幫國民黨打仗；她更意外發現：因為曾幫國民黨 作戰，最後跟隨國民黨遷臺，以致終生無法再見母親一面的龍爸爸，他的母親年輕時曾是毛澤東的支持者；龍應台也發現：她在美國念研究所的同學，她父親之所以 會終生殘廢與罹患憂鬱症，面對亞洲人時心懷忿懼的原因，是因為他在二戰期間，曾被日軍囚禁在南太平洋拉包爾戰俘營，而虐待毆打他的，即有可能是臺籍日本兵 蔡新宗、柯景星等人，與他一同囚禁在人間煉獄，遭受屈辱的，還有著曾經死守四行倉庫，所謂英勇的「八百壯士」們；而那些戰爭期間的加害者，在戰後，很快地 轉變為「被勝利者所審判囚禁的受害者」。透過交錯的人事關係，1949年這個關鍵時刻，暴露出命運的無奈、生命的渺小、人性的扭曲、主義的可笑、國家的可 憎與歷史的荒謬。
或 許，1949究竟發生什麼事？對誰造成什麼影響？傳統大歷史的眼光是無法清楚交代的！但透過上述小歷史，呈現「加害者亦是受害者」的跳躍式筆法，使我們在 閱讀時，會產生排山倒海、萬流奔騰的震撼，會直覺地憐憫生離、同情死別、譴責戰爭，但又僅能訴諸無奈，因為透過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的描述，讀者最後很可 能得到的是：在這個關鍵年代，不僅止於國民黨、共產黨、外省人、本省人，甚至還包括外國人，全都死傷慘烈、且造成很多家庭傷痛的浮面印象。
這 種效果，很可能僅是停留在情感上，因為我們無法理解造成這個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，就像讀完全書，我們無法得知：龍應台的父母親來臺後是如何團聚的？更遑論 要理解：國共內戰為何會發生？具有絕對優勢的國民黨，為何最終會丟掉大陸江山？大權在握的蔣中正，為何會淪落到全盤皆輸？……等等極具關鍵性的問題，都是 有待解答的空白！甚至眼尖的讀者，一定會發現：龍應台對蔣中正的功與過，輕輕帶過；對蕭萬長所代表的「遺忘1949、僅知1947二二八事件的臺灣人」， 多所同情。難道龍應台已默認臺灣人對外省人的「入侵」、「加害」等種種指控，而忽略1949之後外省人對臺灣的建設了嗎？筆者無意苛責龍應台的「疏忽」， 但想說的是：龍應台似乎還是抱持著「失敗者」的立場來論述1949，所謂的「失敗者」，在1949，若指的是外省人的話，那相對的「勝利者」，並不是臺灣 人，而是中國人！難怪龍應台面對1949之時，會僅僅要求胡錦濤道歉了。
果真如此，則此書帶給讀者的，與其說是對1949的歷史理解，倒不如說是對逝去的生命與時間、甚或回憶，賦予無限的悲憫緬懷，這種情感像極了龍應台在《目送》一書中對香港人的描述：
「香港的歷史多麼複雜。到80年代，每年 10月10日 還有很多門戶裡會竄出一面中華民國的『國旗』，一年一度，在風裡飄舞，跟現在的臺灣也許沒關係，人們帶著1949年以前的『國家』意識，繼續以一面旗表達心裡的感覺，那種感覺可能很混沌，說不清道理，也許只是一種情緒，一種記憶，一種和過去的人與事的鄉情連結，是一種私密的個人歷史情感，和政治理論與歷史真相甚至扯不上關係。」
回到歷史學的1949
究竟什麼才是從歷史理解的1949？其實可從本書中描述臺灣人理解「七十軍」抵臺的景況談起：
「『 林 先生，』我問，『臺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，就說他們穿草鞋、背雨傘、破爛不堪，是乞丐軍──您怎麼說？』……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，今年已經八十三歲…… 『我們是叫化子軍，』他說，『但是，你有沒有想過，七十軍，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，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們從寧波出發前，才在戰火中急行 軍了好幾百公里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？』我是沒想過，但是，我知道，確實有一個人想過。
1946 年春天，二十三歲的臺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，恢復學生身分，決定從東京回臺北進入臺灣大學繼續讀書。……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，成批成批的中國軍 人，在碼頭的地上吃飯，蹲著、坐著。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臺灣人眼中，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，疲累不堪，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。甲板上的臺灣人你一句 我一句地開始批評……話很少、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，突然插進來說話了，而且是對大家說。『為了我們的國家，』這年輕人說，『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 贏日本人，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，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。』岩里政男，後來恢復他的漢名，李登輝。在那樣的情境裡，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 人，我想，同情的能力和胸懷的丘壑，應該不同尋常才是？」
其 實，所謂的「歷史理解」，不是找很多資料、敘述很多當事人的觀點、技巧地展現事件的豐富與複雜而已，因為那是文學，不是歷史。歷史理解正如同二十世紀西方 自由主義大師以撒柏林（Isaiah Berlin，1909-1997）所提到的「消極自由」，亦即人透過認識、理解當時周遭環境限制，所作的選擇。如要理解1949，你不能忽略國民黨在內 戰時原有的優勢，甚至有些歷史學家認為該優勢「一直維持到1949」；且當時蔣中正南遷地點的第一選擇是廣州，而非臺灣；遷都臺灣，是在倉卒中所作的決 定，正因為決定非常突然，如此你才更能理解為何碼頭、車站會出現踐踏死傷、妻離子散的畫面。當你了解1949年下野的蔣中正仍具有國民黨總裁身份，仍是當 時中國極具影響人物時，你就可以理解:為何龍槐生會在日記特別紀錄，甚至記錯蔣中正來到廣州時的身分。
關 於二次大戰後國共內戰的局勢演變，若不了解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、府院黨的權勢角力、美國、桂系與蔣中正的猜忌，甚至共產黨的分化滲透，你無法理解 1949敵我仇視但又模糊不明的現象。同樣的，若因為同情臺灣人遭受二二八的傷痛，只能固守著控訴中共的失敗者角色，你將會忽略掉那位在1947年以「恐 怖檢查——臺灣二．二八」版畫，勇敢控訴國民黨的藝術家黃榮燦（1952年被處以匪諜罪而遭槍決），他的中國籍身分；你也無法看到，白色恐怖期間，同樣受 到迫害的外省籍同胞；所以你也會遺忘在1949前後，來臺外省人整齊的文教素養，和眾多外省人對臺灣衛生、基礎建設的稱讚與喜愛，以及在孤臣孽子心態下， 實心建設臺灣為反共復國基地的眾多外省籍技術官僚！這些是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所忽略的部分，但卻是理解1949的重要背景知識。
提醒讀者，有興趣的話不妨作點延伸閱讀，多找些相關資料參考，相信必可更完整認識1949這個被刻意遺忘的年代，還原其背後的歷史真相。
※按：本文主要引文均出自於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（天下雜誌出版）。
莊德仁│巨蟹座，五年級末班車乘客，最高學歷為臺灣師大歷 史 博士，現任教於臺北市立成功高中，喜歡閱讀與思考。有興趣者可上我的部落格：http：//tw.myblog.yahoo.com/cdrhistory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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